“织女”嫁与“画牛郎”——纪念邹佩珠先生七夕诞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月初七，是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先生的生日，人们说这一天出生的人，都是“织女”一样的巧人。邹先生说：“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这是天意吧！

    2015年的5月4日，邹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在她离开一年之后的七夕之日，发布李小可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以表达对邹先生最深切的敬意与怀念——

     母亲离开我们一年了。

    我的母亲邹佩珠1920年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这天出生在杭州一个商人家庭。外婆比外公小近24岁，生有四个女儿，母亲排行第二。按照西方星相学，母亲是狮子座，为人热情、独立、要强，有点固执和任性。小时候她身体好、坚强又能吃苦，每天清早天不亮就到杭州城隍山上打拳，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所以打得一手好拳。她打的是外家拳中的“大红拳”，这种拳属防身、攻击性的实用拳。她还热爱田径运动，中学时还代表杭州女中参加400米接力跑，获得冠军。

    抗日战争开始，母亲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全家逃难路上，先是遭遇长沙大火，所有家当荡然无存。后转到湖南沅陵的时候，38岁的外婆在洗衣服时染上了破伤风，从发病到过世只有一天。1938年底，母亲在昆明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学习。此一去，母亲再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专门看望过外公。

    在学校，母亲活跃上进，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演话剧、唱京戏、组织活动……是学校里有名的活跃分子。她和姑姑李畹是上下铺的好朋友，所以常常听姑姑讲我父亲的事情，慢慢她也觉得和父亲好像很熟悉。1943年，在重庆，父亲被聘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讲师。一天，母亲在校门外大路上写生，恰巧碰到了前来报到的父亲。

    1944年初，在林风眠先生、李超士先生和刘开渠先生的主持见证下，父母在重庆金刚坡结婚了。当时他们借了间农民堆草的房子，因屋内的土地上窜出几根竹子，父亲便起堂号“有君堂”，既有“竹”又有“珠”之意。这个堂号父亲使用了很久，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父亲结婚后，母亲无法再任性，她结束了自由独立的生活状态，承担起一生未能卸下的责任。这责任有父亲和孩子的，而更多是来自父亲的大家庭和他的事业，压力之大，我们难以想象。父亲的前妻1937年因病去世，留下四个孩子，结婚前母亲只知道有一个孩子，1946年了解了真实情况的母亲，没有半句怨言，立即把留在徐州的两个哥哥接到北京上学，直到他们毕业工作。那时在老家徐州还有我大伯和两个姑姑三家人需要照顾，再加上我们七个孩子，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母亲为了保证父亲的创作不受影响，除了在美院教书，还到外面的中学兼职，增加收入补贴家用。

    也是那个时期，母亲负责美院雕塑系的招生工作，她有意多招收一些女生，后来她们成为中国第一代女雕塑家。因雕塑家是需要体力的，除了正常的艺术教学，母亲还制定了专门针对女性的体育锻炼的课程。与此同时，母亲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做了北京体育馆休息厅的大型浮雕《运动员》、北京工人体育场《掷铁饼运动员》、安徽泗县烈士陵园的《彭雪枫像》等。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永远在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母亲怕书里面有对父亲不利的东西，接连几夜不眠不休把家中所有书翻了个遍，将所有可能会伤害到父亲的部分销毁；每逢批斗会后，母亲总是抢先跑回家，笑脸迎接父亲，为他洗掉头上的浆糊，让他放松，给他安慰……没有母亲也许就没有后来的父亲李可染。“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已年过七十，身体多病。为了帮助父亲完成艺术理想，母亲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专心照顾父亲，为父亲裁纸、研墨、䃼画、修脚、做鞋、照料起居……

    母亲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能吃苦、善良、单纯、心胸开阔，一生为别人，不管是家人、朋友或是学生，真心实意，从来不和人计较得失。我的外公双目失明，于1957年过世，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因为外公没有来过我们家，我们也没有去看望过他，甚至我也没有母亲提起过他的印象。而我们熟悉的“外爷爷”“外奶奶”却是父亲前妻的父母，我和弟妹都和两位老人感情特别好。父母帮助把在上海生活遇到困难的外爷爷调到北京的中国戏曲学院工作，每逢节假日，两位老人都到家里吃饭、聊天、唱戏，老人的后事也是我妹妹帮助料理的。母亲对哥哥、姐姐更是视如己出，父亲在世时，每逢节日前或是哥哥姐姐生活有困难时，母亲都安排给每个人寄钱；父亲过世后，母亲更是不论去哪活动都要叫上哥哥姐姐；给他们投资工厂，即使经营不好，母亲也总是鼓励，没有半句批评。2007年哥哥姐姐起诉了母亲，那时母亲已经87岁，她在吃惊和难以置信之中，承受了亲情撕裂之苦。母亲痛苦茫然，可能所发生的事情超出她对人性的认识。在母亲拥挤杂乱的卧室里，有一张老写字台，她过世后我们拉开最下面的两个抽屉，看到整齐干净地码放着一摞摞哥哥姐姐们的合影照片，还有以往他们寄来的信、贺年卡……上面没有一丝灰尘。我禁不住掉下眼泪，母亲一定在过世前不久还亲手整理、翻看过这些承载她多年心血、情感和曾坚定的人生理念的伤心之物，我懂老母亲心中的痛。

    母亲晚年希望以父亲的艺术精神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并视为己任。她积极推动成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带着父亲的作品到台湾、香港、韩国等地展出。母亲热心于所有她认为有益的事情，不顾高龄的身体出席各种文化活动，从不推脱。每次参加前都会认真准备，看资料、翻画册、在身体各部位贴上膏药和暖包，她总希望以最好的状态出现，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民族艺术的兴旺发达奉献力量。母亲晚年克服重重困难，想用属于她的那些父亲的作品，为父亲建一个永久又像样的美术馆，希望父亲一生的艺术成果得以永久呈现，为后人研究中国画提供一个平台。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实现父亲“东方既白”的愿望。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是妻子、是母亲，用她的话说，她是“文艺勤杂工”，母亲放弃专业为父亲的事业奉献了一生，没有怨言。因为母亲始终怀着善念和良知，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心都充满光明。母亲的过世给我留下了深深的、不能远去的痛。我将秉承父亲的艺术精神，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同时也会牢记母亲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