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中的逸兴：李可染的人物画——陈履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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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时代中的逸兴：李可染的人物画——陈履生（上）

——陈履生

李可染（1907—1989）的一生处于时代的动荡和变革之中，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他的艺术发展始终伴随着时代进程的节奏，以超常的智慧和苦学的精神，不断调节发展的路向以适应时代和艺术发展的需要，表现出了他立身于世的时代责任和文化自觉。这之中的核心是，李可染一以贯之地把艺术放在首位，或用艺术反映时代，或用艺术表现时代。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调节在艺术史上会呈现出矛盾的状态，同时也呈现出画家面对社会和艺术的踌躇，可是，社会和艺术发展的规律又为他作出了许多合理的阐释，其中，他的人物画的时隐时现，并一直以中国文人的方式点缀在发展过程之中，成为大时代事业之余所追求和享受逸兴的表现，成为李可染艺术中最特殊的部分。

因为“李家山水”①独树高峰，辉煌而耀眼，李可染人物画的成就一直被山水画所掩。李可染的人物画没有“为祖国山河立传”的时代格局，虽然，它也可以作为“东方既白”的见证，然而，人们往往还是将立论的根基建立在其山水画的成就之上。毕竟在中国水墨画艺术核心价值观的表现上，山水与中国的哲学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但是，人物画的衰落却为20世纪人物画的复兴铺垫了一面对比强烈的背景。

20世纪中国绘画的发展，有许多历史性的奇观。齐白石、黄宾虹之后的主流形态已经被现代艺术教育所左右，有一批在西洋画和中国画领域“双肩挑”或受过严格的学院基础教育的艺术家，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吴冠中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尤其在人物画方面，西学的造型基础训练解决了造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使得人物画在表现现实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而从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来看，人物画关注和表现社会现实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教化功能，是山水、花鸟难以相比的。因此，人物画受到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山水、花鸟。

16岁即入上海美专的李可染，于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风眠和法国名画家克罗多研习西画。当现代艺术教育发生在13岁就师从乡贤钱食芝学习山水画的李可染身上时，所发生的变化即由传统转向现代，所画从自然转向了人物，这一变化可以从现存的李可染人物肖像水彩画上看出，这完全是现代艺术教育的结果。1942年，徐悲鸿写信并附所作水墨《猫图》赠与李可染，用以交换他的一幅水彩风景画，表现了他对李可染水彩画的高度赞赏，同时也成为他们订交的开始。显然，这种反映现代艺术教育成果的变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可是，李可染在中国美术舞台上初露头角的并不是西画，1937年，李可染的《钟馗》②（1935年）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作为他进入中国画领域的早期代表作，该画以其生动的造型和轻松的笔法，表现了他早年师从乡贤钱食芝学习传统水墨画的基础，而半身像的构图，以及设色方面并非平涂但又具有阴阳凹凸感，则反映了他在西画方面所受学院教育的基础。

值得研究的是，李可染为什么以属于人物画的《钟馗》参与全国美展，而不是以他自启蒙开始所学的山水画呢？这之中能够作出解释的除了钟馗打鬼与抗战背景的关联之外，还有他的人物造型基础所反映到水墨人物画方面的必然性。

曾经是“一八艺社”③的热血青年，李可染的木刻被鲁迅论为“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④艺术。在鲁迅看来，“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李可染这棵“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遇到了抗战的疾风暴雨的锻炼，他在应邀到私立徐州艺专任教、兼任徐州民众教育馆美术干事时，与同事开辟抗战宣传室，创作并展示了《日本侵华史》以及大量的抗日爱国的宣传画，同时还创办了《抗日画报》，从事爱国宣传活动，表现出了在大时代中的积极作为。1937年，李可染领导、组织了徐州艺专学生创作抗战宣传画近百幅，并作巡回展览。1938年，他又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从事抗战爱国宣传画创作活动，创作了《失乐园》、《是谁杀了你的孩子》、《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家园》、《妖姬图》等宣传画。这一时期，李可染以其在人物造型和表现方面的能力，与其它爱国艺术青年的表现并无二致，他们以画笔作刀枪战斗在另一战场上。

可是，宣传的艺术与艺术的宣传在表现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和同时期重庆国立艺专的老师一样，他们以抗战时期所画的古典题材表现时代中的国人精神，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傅抱石的《屈原》和《苏武牧羊》，以及李可染的《屈原》和《首阳二难》等，都表现了抗战中文人所秉承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⑤的高风亮节；反映现实生活的则有徐悲鸿的《巴人汲水》，蒋兆和的《流民图》等，表现了战争的灾难以及社会基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另一方面，他们也努力使抗战文艺回归到艺术的本体，从而为传统艺术的发展作出贡献，傅抱石的《丽人行》，李可染的《米颠拜石图》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古典人物画的代表作，反映了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新的人物画面貌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