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既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可染把“文革”中的遭遇视为达到成功之路过程中的“七十二难”，“文革”结束后，他把自己的艺术道路定在“0”点上，请唐云为他镌刻了“白发学童”、“七十始知己无知”两方印章。此刻，他最强烈的愿望是再到大自然中去，重新接通创作灵感的泉源，可惜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除患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外，还有叠趾，行走艰难。由于年纪大了，矫形不可能，而截趾又很痛苦，医生劝他作罢，但李可染非常坚持，说服医生为他截去了右足一趾，左足二趾。还在住院期间，他就筹划外出写生的事了。

1976年，李可染为日本华侨总会作了大幅《漓江》、《井冈山》。1977年，他和关山月、黎雄才等几十位画家被邀请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画家们以此次创作活动作为重新振兴山水画艺术的突破口，当年夏天，李可染在家人和学生陪同下，到了江西，兴致勃勃登上庐山、井冈山。回到北京后，构思创作了云海苍茫、群峰耸峙的《革命摇篮井冈山》等作品。次年又赴黄山、九华山等地，因心脏病发作而不得已中辍写生计划，却于酷暑季节在武汉东湖为湖北轻工局举办的山水画学习班讲学，记录稿由孙美兰综合整理成《谈学山水画》一文，是对山水画创作理论的重要发展。

1981年春，李可染作为中国文联访日代表团成员，应邀赴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奈良等地，访问了日本南画院。1983年10月，又应中日友好协会、中日文化交流中心和朝日新闻社邀请，在东京、大阪先后举办“李可染画展”，并赴熊本、京都、箱根等地访问，参加了长崎历史博物馆成立及孔庙修复典礼等活动。并与宫川寅雄、高山辰雄、加山又造等日本画家就今后两国中青年美术家、美术评论家的交流、互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日本报界称李可染画展为日本人民提供了“了解中国画水平的极好机会”，说日本观众“为充满诗的中国画世界所陶醉”。

80年代，李可染的山水画创作逐步进入因心造境，以手运心的自由境界，达到艺术上的第二个高峰。作品所着意表现的是象外之象，言外之意。晚年所作《春雨江南》、《山静瀑声喧》、《江山无尽图》、《树杪百重泉》、《万山重叠一江曲》、《夕阳无限好》等作品，其苍茫无尽的诗意与墨韵之美，是他早年作品中所少有的。

李可染晚年的书法作品创立了一种富于个性的风格样式，正草相间，巧拙互用，似奇反正，动静相合，与他的绘画作品一样显示着雄浑壮美，深厚而又内蕴灵秀的艺术特色。

他将书法用笔和墨韵的巧妙变化用之于画人物和牛，也使形象获得空前的力度和生动性，做为背景的树木，有篆有隶，有行有草，有的简直是狂草，节奏快速，如挟风雨，与画人和牛那种沉着厚重的笔触相互映衬，体现的相反相成之理，正合于他所推重的审美理想：金铁烟云。

1979年后，李可染当选为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11月，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出任院长。198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李可染通讯院士称号与和平勋章。

李可染以“白发学童”自勉，用“苦学派”相号召，在他的周围和师生之间，形成德艺并重的良好学风。

1986年4-5月，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画研究院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李可染中国画展”，展出他在1943-1985年期间创作的二百零二件中国画、书法和速写等作品，是李可染艺术道路上留下的最后一块里程碑。他为画展写了那篇著名的《我的话》，在画展图目首页上，他写道：“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同年7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李可染通讯院士称号。三十多年前，他的老师齐白石首次获得这一荣誉。
1987年，李可染给他的学生黄润华、张凭、李行简在日本举办的联合画展所写的前言中正式提出“苦学派”的问题，他归纳的苦学派内涵为：

“汲取大自然的精华，进行创造；

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刻苦、顽强；

画风严谨深厚、饱满、凝重，气势博大雄浑；

基本功扎实过硬。”

苦学精神在当代美术界已成为富于感召力的行动口号。

半个多世纪，李可染言传身教，前后教出的学生有段文杰、华夏、孙美兰、黄润华、张凭、李行简、张步、王文芳、张仁芝、贾又福、李宝林、王振中、王兆荣、陈行、祁金山、赵树松和后来改从事人物画的卢沉、周思聪、单应桂等；后期的研究生有万青力、龙瑞、姜宝林等，以及他的哲嗣李小可、李庚。他们都已是当代中国画界杰出的创作骨干或美术史论家。

李可染的书画作品主要收入《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集》（1959年）、《李可染中国画集》（中国台湾，1990年）、《李可染中国画集》（中国香港，1950年）、《李可染书画全集》（1991年）等书，其艺术论著主要收入《李可染论艺术》（1990年）一书。1979年，经文化部批示，中央美术学院与北京科学教育制片厂成立创作组，拍摄了李可染等人创作和教学活动的艺术科教片及欣赏片。参与创作的有顾问朱丹，顾问助理李行简，编导石梅音，编剧孙美兰、万青力，摄影师李延铮等人。从1979年9月到1983年，拍摄完成了记录李可染创作活动的科教影片有《峰高无坦途——李可染的山水画艺术》、《为祖国河山立传》、《李可染画牛》等，为李可染创作与教学活动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李可染平素自奉俭约，却热心慷慨支持中国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在逝世前曾捐助给中国艺术节基金会十万美金，捐赠画作《雨过泉声急》给拯救世界名城威尼斯和中国长城的活动；又捐赠人民币十万元给马海德基金会，以偿其“为消灭麻风病尽点义务”的夙愿。此外，还多次资助少年儿童福利等各种社会慈善事业。
1989年12月5日上午10时50分，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晚年的李可染多次与人谈话中，深憾中国画艺术尚不能为世人所充分了解，仍是一颗蒙尘的明珠，以“东方既白”相期。他以自己毕生的艺术实践带动后来者，拂试积尘，使中国画艺术在当代和未来的人类文化史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