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 章”见精神——学习李可染山水画的艺术苦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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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是中国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印章中的一个警句,一条格言,往往是画家的心声和座右铭。它表面上是一方印章，一句话，几个字，实际上体现着画家的思想、人格；鞭策着作者的艺术实践。

画家李可染有许多印章，如“为祖国河山立传”、“传统今朝”、 “陈言勿去”、“不与照相机争功”、“峰高无坦途”等等，都凝结着画家自己的艺术主张、见解和抱负。我们想单就其中的三方印章：今年的“白发学童”、“七十始知己无知”往年常用的“废画三千”，从一个侧面谈谈可染老师的艺术苦功，治学精神。

画树，对于一个有成就的山水画家来说不太难吧！？可是画家李可染在树上却有做不完的功夫。他说：“一棵树可以出杰作，可以唱一出重头戏”。他认为，画树，是山水画专业的基本功课题之一，即使到了冬季，树叶落了，也还是画树的极好时令，这时更便于研究树的组织规律，观察树的枝干穿插、结构、运动以至性格、神态、个性特征。冬季画树的写生，就好象人物画家画人体、研究人体一样。有两个关于画家李可染画树的小故事，可以当做“白发学童”这方印章实际、生动的注脚。一次，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染老师在香山画一棵树的写生，两个青年人见他对一小枝、一小枝观察那么认真；一笔一笔描绘那么仔细，就走过来说：“头发都白了，还练基本功哪！”又禁不住问道：“您姓什么？”当回答说姓李时，他们若有所悟地说：“不用说了，知道是谁了……。”青年人看了好一会儿才走，老画家仍象小学生一样在聚精会神地对待自己的作业。他说：“‘天天向上’，这一点，我们和小学生是完全一样的，应当一点区别也没有。”可染老师的学生常向他求教怎样画树，事后，他常常反躬自向，我从十三岁开始学画画，就喜欢画山水，画树十几年了，我对树是不是理解了？不见得。客观事物是无限的；人的认识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去推进自己的认识。画家应当从自己不知道的事物总结自己，要从头学起，要做一辈子基本功。

早在六十年代初，可染老师就著文专门论述了基本功对艺术创造的重要性。他从认真总结前辈著名艺术家胡琴圣手孙佐臣、京剧演员盖叫天、画家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等人的艺术实践经验出发，摆出对我们时代美术工作者基本功的要求。（见《谈艺术实践中的苦功》1961年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在“四人帮”猖獗、严重破坏美术事业的时期，“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控制美术教育，禁止课堂教学，他们肆意割裂创作和基本功的关系，把反映生活和造型能力、专业基础的训练完全对立起来，连“习作”这个专业用语都不准提。许多画家横遭迫害，李可染首当其冲。他当时简直无法进行山水画创作，也无法进行绘画基本功经常性的锻炼。即使这样，他还是手不停笔，通过练字来坚持基本功，以“学不辍”的精神要求自己，和“四人帮”掀起的逆流针锋相对。

李可染在山水画教学中，要求学生把美术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当做一门学问来认真学习，同时还要掌握很高的技能。攻山水画，是传统的艺术专门种类之一，古人所达到的成就已经站到了世界艺术的高峰。前人的经验证明，要画好山水画，主观的修养方面应是有条件的。不但必须具备“哲学家的头脑”、“诗人的情感”、“科学家的毅力”，而且要有“杂技演员的技巧”，——可染老师对自己的学生用了这个形象化的比喻，是在强调基本功的熟练程度，要得心应手，随心所欲，达到万无一失的准确性，具有无懈可击的真功夫。他把“树立起无产阶级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下定决心不避艰苦，按照规律踏踏实实练好基本功”（引自《谈艺术实践中的苦功》一文）作为造就我们时代的艺术家、登上新的艺术高峰的基本准则。他常对我们说，“绘画最根本的一条，是道路的正确和坚强的毅力，就是方向要对，能下苦功”。他还说明了基本功和创作的辨证关系：基本功概括了创作的基本需要，是创造基本规律的集中与简化，它是完全为创作服务的。假若不进行创作，就不需要基本功，正如不盖房子就无需打地基一样。但是基本功又不等于创作，它是创作的某些基本规律的集中表现，是创作的基础，基本功的高低确定艺术发展的高低。基本功的欠缺，是艺术上的很大欠缺，等于没有艺术语言，将对你的艺术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因此，“一个画家放松基本功是对自己最大的摧残”，“对自己放纵是对艺术最大的残酷”；“放任学生的老师是最残酷的老师”。

李可染要求学生，不但要做一辈子基本功，而且要在踏踏实实做基本功的同时，在不断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天天做总结”。总结什么？主要不在个人的长处方面，总结，一定要着重于自己的缺点、弱点。一个人总有他的长处，也有短处。从哲学上讲，世界上没有永远平衡的东西。艺术上的造诣、生活根基，才气、笔墨，意境创造等等，也永远是不平衡的。一个画家，要有所创造，必须千方百计找到自己最弱的一环，就象一个人走路，要抬起落在后面的那只脚，才能起步，才能前进。可染老师常说自己的画缺点很多，没有画好，他不断总结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注重身体力行，反复实践。他尊重传统，但不迷信传统，发出“传统今朝”的豪言壮语。他走出画室，坚持写生，在山水画领域尝试疏“流”引“源”，把传统和今天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大量吸收西方绘画的滋养，探索有中国气派、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山水画的创造，成为一个有胆识的革新者。

　　　
　　　　　　　　　　　　　　　　　1978年10月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原载《延安画刊》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