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2日-5月8日雕塑人生——邹佩珠先生纪念展（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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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京画院、李可染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雕塑人生——邹佩珠先生纪念展”将于2016年4月22日下午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隆重开幕，展览将持续到5月8日。邹佩珠先生早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是我国第一代女雕塑家。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她创作的《掷铁饼运动员》、《彭雪枫像》等至今仍矗立在北京工体和安徽泗县烈士陵园里。另外，邹佩珠还是卓有成就的美术教育家，曾参与筹办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研究所，在她的指导下新中国初期出现了一个颇具创造性的女雕塑家群体。为了更好的支持李可染改革中国画的工作，她毅然放弃了自己的雕塑创作，全身心的投入到照顾李可染的生活中去。李可染去世后，邹佩珠又变身成为李可染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不知疲倦地策划各项艺术活动，深受美术界的尊敬与爱戴。此次展览中，我们将通过大量的实物展品和史料文献，最大程度地呈现邹佩珠的艺术人生，去还原这位李可染背后多姿多彩的女性艺术家。

女儿——运动员

    1920年的农历七月初七，邹佩珠出生在浙江兰溪一个普通的皮商之家。早年的家境尚好，邹佩珠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少年时期的邹佩珠非常迷恋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常常被里面充满侠义感的故事所吸引，所以在小时候她便开始锻炼身体，学习拳术，练举重、踢足球样样精通。此外，她还对传统的中国绘画产生浓厚兴趣，作品被学校留作在校成绩，悬挂在校园的走廊里。考入浙江女中后，她更是对体育产生浓厚的兴趣。还曾经在1936年的杭州体育运动会上，不顾摔伤代表杭州女中参加四百米接力跑，勇夺冠军。另外，她还在运动会上获得铅球比赛第三名的成绩。那时候的邹佩珠兴趣广泛、活泼好动，在她的身上少了几分苏杭女子的婀娜婉约，却多了几分男孩子的正义与豪爽。在家里她是父亲的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名优秀的体育健将。

妻子——雕塑家

    1944年，邹佩珠与国画大师李可染喜结良缘，成为一名妻子。“七夕”出生的“织女”没有等来自己的放牛郎，却在天缘下嫁给了一个“画牛郎”。婚后的邹佩珠巧于理家，不但在贫苦的战争生活中照料着一家人的生活，更凭借着自己超常的护理才能，调理着李可染疾弱的身体。新中国成立后，邹佩珠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当时她是系里任课最多的讲师。在授课之余，她还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设计和草创工作。在此次展览中，我们将大量呈现邹佩珠当时绘制的浮雕《武昌起义》草图和相关手稿，为普通观众揭秘一位雕塑家的幕后工作。另外，由于五十年代邹佩珠创作的雕塑作品多为大型的城市雕塑或体育场馆的浮雕，有些至今仍矗立在相关单位，无法在展厅里进行展示，所以我们将通过影像视频的手段为观众全方位地呈现这些雕塑作品。

母亲——播道者

    如果邹佩珠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那么社会上必然会多一位卓有成就的女雕塑家。但是在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大义前，邹佩珠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事业，甘于退居幕后，成为李可染艺术生涯中最亲密的助手和最忠诚的传播者。特别是在1989年李可染去世后，邹佩珠作为一位母亲，带领着李小可等子女出版了数十种李可染画集和刊物，举办了数十场国内外的大型艺术交流活动。2009年，正是在她的推动下，“实者慧——邹佩珠、李小可、李珠、李庚捐赠李可染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邹佩珠将数十年精心保护的艺术珍品全部捐献给国家。在她的世界里，从没有一天停止为实现李可染的理想而努力工作。也正是在她的努力下，才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李可染艺术。

    晚年的邹佩珠对弘扬民族文化和推动中国画发展有着特殊的情怀。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她长期关心美术事业的发展，积极参加各类美术活动，鼓励青年美术家的成长，她也因此深受美术界的尊敬与爱戴。也正是在这种秉持一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中，邹佩珠先生活出了自己的品格和光彩。

    我们希望广大观众能通过此次展览认识一位不同身份的邹佩珠。在邹佩珠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特殊日子里，这是我们对她最好的纪念。

附：邹佩珠艺术简历

    邹佩珠，著名雕塑家、艺术活动家、美术教育家、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李可染画院院长、李可染先生夫人。

   1920年农历七月初七生于浙江杭州；1938年在重庆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1944年由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士先生证婚与李可染先生结婚；1946年应徐悲鸿先生邀请任教于北平艺专。在她的积极倡议和参与下，筹建了我国第一所雕塑工厂（即今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建国初期任教中央美院雕塑创作室，并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的起草和定稿。主要作品有：北京体育馆休息厅的大型浮雕运动员像、北京工人体育场掷铁饼运动员像、安徽宿县烈士陵园的彭雪枫烈士纪念碑雕像等。

展览前言

   刚刚过去的四月四日，是母亲过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母亲离开我们一年了。

   我的母亲邹佩珠一九二〇年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这天出生在杭州一个商人家庭。外婆比外公小近二十四岁，生有四个女儿，母亲排行第二。按照西方星相学母亲是狮子座，为人热情、独立、要强，有点固执和任性。小时候她身体好、坚强又能吃苦，每天清早天不亮就到杭州城隍山上打拳，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所以打得一手好拳；她打的是外家拳中的“大红拳”，这种拳属防身、攻击性的实用拳；她还热爱田径运动，中学时还代表杭州女中参加四百米接力跑，获得冠军。

   抗日战争开始，母亲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全家逃难路上，先是遭遇长沙大火，所有家当荡然无存。后转到湖南沅陵时候，三十八岁的外婆在洗衣服时染上了破伤风，从发病到过世只有一天。1938年底母亲在昆明考入国立艺专雕塑系学习。此一去，母亲再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专门看望过外公。

   在学校里母亲活跃上进，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演话剧、唱京戏、组织活动……是学校里有名的活跃分子。她和姑姑李畹是上下铺的好朋友，所以常常听姑姑讲我父亲的事情，慢慢她也觉得和父亲好像很熟悉。1943年，在重庆时，父亲被聘为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一天母亲在校门外大路上写生，恰巧碰到了前来报到的父亲。

    1944年初，在林风眠先生、李超士先生和刘开渠先生的主持见证下，父母在重庆金刚坡结婚了。当时借了间农民堆草的房子，因屋内的土地上窜出几根竹子，父亲便起堂号“有君堂”，既有“竹”谐有“珠”之意。这个堂号父亲使用很久，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与父亲结婚后，母亲无法再仼性，她结束了自由独立的生活状态，承担起一生未能卸下的责任。这责任有父亲和我们孩子的，更多的是来自父亲的大家庭和他的事业，压力之大，我们难以想象。父亲的前妻1937年因病去世，留下四个孩子，结婚前母亲只知道有一个孩子，1946年了解真实情况的母亲，没有半句怨言，立即把留在徐州的两个哥哥接到北京上学，直到他们毕业工作。那时在老家徐州还有我大伯和二个姑姑三家人需要照顾，再加上我们七个孩子，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母亲为了保证父亲的创作不受影响，除了在美院教书，还到外面的中学兼职，增加收入补贴家用。也是那个时期，母亲负责美院雕塑系的招生工作，她有意多招收一些女生，后来她们成为中国第一代女雕塑家。因雕塑家是需要体力的，除了正常的艺术教学，母亲还制定了专门针对女性的体育锻炼的课程。与此同时，母亲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做了北京体育馆休息厅的大型浮雕《运动员》、北京工人体育场《掷铁饼运动员》、安徽宿县烈士陵园的《彭雪枫像》等。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永远在工作。

    文革开始，母亲怕书里面有对父亲不利的东西，接连几夜不眠不休把家中所有书翻了个遍，将所有可能会伤害到父亲的部分销毁；每逢批斗会后，母亲总是抢先跑回家，笑脸迎父亲为他洗掉头上的浆糊、让他放松、给他安慰……没有母亲也许就没有后来的父亲李可染。文革结束，父亲已年过七十，身体多病。为了帮助父亲完成艺术理想，母亲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专心照顾父亲，为父亲裁纸、研墨、?画、修脚、做鞋、照料起居……

    母亲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能吃苦、善良、单纯、心胸开阔，一生为别人，不管是家人、朋友或是学生，真心实意，从来不和人计较得失。我的外公双目失明，于1957年过世，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因为外公没有来过我们家，我们没有去看望过他，甚至我也没有母亲提起过他的印象。而我们熟悉的“外爷爷”“外奶奶”却是父亲前妻的父母，我和弟妹都和二位老人感情特别好。父母帮助把在上海生活遇到困难的外爷爷调到北京的中国戏曲学院工作，每逢节假日，二位老人都到家里吃饭、聊天、唱戏，老人的后事也是我妹妹帮助料理。母亲对哥哥、姐姐更是视如己出，父亲在世时，每逢节日前或是哥哥姐姐生活有困难时，母亲都安排给每个人寄钱；父亲过世后，母亲更是不论去哪活动都要叫上哥哥姐姐；给他们投资工厂，即使经营不好，母亲也总是鼓励，没有半句批评。2007年哥哥姐姐起诉了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八十七岁，她在吃惊和难以置信之中，承受了亲情撕裂之苦。让母亲痛苦茫然，可能所发生的事情超出她对人性的认识。在母亲拥挤杂乱的卧室里，有一张老写字台，她过世后我们拉开最下面的两个抽屉，看到整齐干净地码放着一摞摞哥哥姐姐们的合影照片，还有以往他们寄来的信、贺年卡……上面没有一丝灰尘。我禁不住掉下眼泪，母亲一定在过世前不久还亲手整理、翻看过这些承载她多年的心血、情感和曾坚定的人生理念的伤心之物，我懂老母亲心中的痛。

   母亲晚年希望以父亲的艺术精神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并视为己任。她积极推动成立成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带着父亲的作品到台湾、香港、韩国等地展出。母亲热心所有她认为有益的事情，不顾高龄的身体出席各种文化活动，从不推脱。每次参加前都会认真准备，看资料、翻画册、在身体各部位贴上膏药和暖包，她总希望以最好的状态出现，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民族艺术兴旺发达奉献力量。母亲晚年克服重重困难，想用属于她的父亲作品为父亲建一个永久又像样的美术馆，希望父亲一生的艺术成果得以永久呈现，为后人研究中国画提供一个平台。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实现父亲“东方既白”的愿望。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是妻子、是母亲，用她的话说，她是“文艺勤杂工”，母亲放弃专业为父亲的事业奉献了一生，没有怨言。因为母亲始终怀着善念和良知，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心充满光明。母亲的过世给我留下了深深的、不能远去的痛。我将秉承父亲的艺术精神，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同时也会牢记母亲的理想。

    感谢明明为我母亲策划这个展览，感谢洪亮、薛良和北京画院美术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这个展览所付出的辛苦。

李小可

2016年4月8日于北京